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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时代中国西北交互作用圈
《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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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学堂
新疆大学历史学院（历代西北边疆治理研究中心）教授
摘要
中国西北地区在与中原地区和境外中亚地区文化互动的基础上，形成独具特征的青铜时代中国西北交互作用圈。源于东方黄河中上游的彩陶文化以及相关农业文化因素，与源于西方的青铜文化及相关农牧文化因素，相向传播，汇流于中国西北地区，构成这一交互作用圈的两方面的基本内容。在中国西北交互作用圈形成过程中，伴随着不同渊源的文化文明因素的相互碰撞与嫁接，产生了无与伦比的文化创造力。中国西北交互作用圈处于东西方文化交流漩涡地带的中心，而这一时期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互动，引发了东西方文明互鉴的深化，其在推进中原文明进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使海纳百川成为中华文明内在的一个重要特质。
关键词
交互作用圈 天山彩陶系统 中国西北冶金区 文化互动与文化格局 文明互鉴
正文
交互作用圈（interaction sphere）的概念，是美国已故考古学家约瑟夫·考德威尔（Joseph R .Caldwell）1964年在《史前史上的交互作用圈》（“lnteraction Sphere in Prehistory”）一文中首先提出的，这篇文章发表在《霍普威林文化研究》（Hopewellian Studies）。张光直先生在《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一文中引用了这一概念，用“中国相互作用圈或中国以前相互作用圈”解释中国史前文化结构和文明的萌芽。中国史前时代的交互作用圈前后呈动态变化。1983年，张光直先生对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交互作用圈进行了归纳，认为“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山东的大汶口文化、内蒙古与东南部的红山文化、长江下游的青莲岗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与大溪文化和东南海岸的石峡文化……是同一个'交互作用圈’的成员。……以后，中国历史文明便是从地理上说在这个公元前4000年前便已显形的一个'交互作用圈’之内逐渐形成的”。青铜时代，中国文化一体化进程加快，新石器时代的上述交互作用圈的边界渐渐模糊。同时，以黄河、长江流域为核心，中华文明中心区域文化圈，与周边区域文化圈之间的交互作用日渐明显，特别是背向西方的中国西北地区，在中西之间的交互作用突出，构成了特征明显的青铜时代交互作用圈。水涛先生的《青铜时代阿尔泰山地区交互作用圈的形成与影响——以中国的发现为主线》一文，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下对阿尔泰地区青铜时代的文化源流进行了考察。青铜时代中国西北交互作用圈，是青铜时代中国交互作用圈的重要“成员”。站在中国西北与中原地区文化互动的基础上，考察中国西北青铜时代的交互作用圈的形成过程，探索其在推进中原文明进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从而能够更深刻地理解海纳百川如何成为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特质。
一、天山彩陶系统的形成
黄河流域彩陶文化的西渐，在青铜时代中国西北交互作用圈形成过程中有重要意义。
亚洲史前彩陶文化，分为东、西方两大体系。东方体系主流彩陶的分布，主要以黄河中上游为中心，覆盖中国北方和西北辽阔区域。东方彩陶体系，总体上可以划分为前后相承、东西发展、关系密切、区域性结构特征明确的彩陶文化系统。东部的是以黄河支流渭河流域为中心，向中国北方辽阔区域及南方更远的地方传播、扩展与影响的半坡—庙底沟文化彩陶系统；中部的是以甘青河湟谷地为中心，向周边，特别是向更远的河西走廊传播与扩展的马家窑文化彩陶系统；西部的是始于新疆哈密盆地，沿天山向西传播与扩展的天山史前彩陶系统。
马家窑文化彩陶系统发展到半山类型时，向西已经分布到河西走廊西部的酒泉，至马厂类型时期，敦煌也成为其重要的分布区。公元前21世纪至前20世纪中叶，马厂文化在河西走廊的西部先后演变为西城驿文化和四坝文化。青铜时代西城驿文化和四坝文化的彩陶，亦可视为马家窑文化彩陶系统的范畴，是马家窑文化彩陶系统在河西地区最后的变体，是马家窑文化彩陶谱系中最后的彩陶类型。至少在马厂文化晚期到西城驿文化阶段，彩陶文化已经传播到新疆的东天山地区。天山史前彩陶系统沿天山自东向西发展，可以划分为东天山哈密地区、环博格达山地区、中部天山南麓地区、伊犁河谷地区和西天山地区五个前后相继、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的彩陶分布小区。
（一）东天山哈密地区彩陶小区
东天山哈密彩陶分为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两个阶段。青铜时代有以林雅文化为代表的彩陶遗存，早期铁器时代有以焉不拉克文化为代表的彩陶遗存。彩陶器物以双耳鼓腹罐为主，有少量单耳罐等，可以泛称为天山彩陶系统中的双耳罐分布区。
1. 林雅文化的彩陶
林雅文化主要分布在哈密盆地，年代在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3世纪。林雅文化早期的彩陶，依器物类型和图案的风格，大体可分A、B两组。A组彩陶器物以双耳彩陶罐为主（图1），其次为单耳彩陶罐等。图案均施于器物的口沿下、颈部和腹部，有的图案在口颈和器腹分区布局。颈部的图案基本为几何纹母体组成的带状彩，带状彩是用一种或两种几何母体纹样，绘成二方连续的带彩，有平行线纹、折线纹、三角纹、树枝纹、“十”字纹、竖短平行线纹等。腹部纹样以几何纹为母体构图，用相同或不同的几何纹母体，二方或四方连续构图，绘成通体彩或块状彩。常见的几何纹样有三角纹、掌状纹、树枝状纹、叶脉纹等成组竖条带纹几何纹样，腹部分区布局网格纹、棋盘格纹、折线纹、草叶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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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组彩陶器物基本为筒形罐，数量较少。器形平底无颈，腹近平或略鼓，器腹上部附加对称的或横或竖的双系耳。筒形陶罐上的图案风格简单、雷同，纹样是用长短不同的平行直线、平行曲线，上下排列或左右对称排列构图，均为通体彩（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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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东天山哈密地区彩陶的源流
林雅文化A组彩陶，明显受了河西地区西城驿文化和四坝文化的影响（图3）。林雅文化B组彩陶，研究者多认为其与中亚北部草原地区很早就流行的筒形陶器有关。笔者曾经推测，它突然出现在青铜时代的哈密盆地，受到了分布在罗布淖尔三角洲地区的小河文化的影响。林雅文化彩陶主要源头在河西走廊，在其发展时期，不断融入了周边地区的文化因素。早期铁器时代以焉不拉克文化为代表的彩陶遗存，分布在哈密盆地和东天山北麓的巴里坤草原。焉不拉克文化陶器类型和彩陶纹样风格，部分继承了林雅文化，同时受到同时代河西地区和周边其他地区彩陶文化的影响。到春秋战国时期及以后，哈密盆地彩陶快速衰退，彩陶图案简略，构图越来越草率。汉代前后彩陶在这一地区销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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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环博格达山地区彩陶小区
环博格达山地区彩陶分为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两个阶段。公元前2千纪下半叶到公元前1千纪初的青铜时代，出现了以洋海文化为代表的彩陶遗存。公元前7世纪前后到公元前3世纪，洋海文化在当地演变为早期铁器时代的苏贝希文化。该区域彩陶以单耳陶器为主，有少量双耳陶器等，可以泛称为天山彩陶系统中的单耳彩陶罐分布区。
1. 洋海文化彩陶
洋海文化主要分布在吐鲁番盆地。彩陶的器类以单耳平底罐和单耳圜底罐为主，有少量双耳罐等。陶器绝大多数施红衣黑彩，个别施红彩，大多为通体彩，相当一部分陶器，口沿下和腹部施以不同图案。口沿内外多施以锯齿状的倒三角纹，这是洋海文化彩陶的重要特征之一，特别是口沿内侧绘一周倒三角，几乎是洋海文化彩陶固定的图案格式，口沿内外还常饰以折线、交错折线、水波纹等。洋海文化不同的器腹施以不同的图案，常见的有正倒交错的三角纹、上宽下窄的条带纹、通体网纹、折线纹、平行竖条带纹、竖排的叶状飘带纹、上下交错排列的叶状飘带纹、上下交错的弧边三角纹、横排的带状三角纹、波纹、散布的水滴状纹、带边刺的卷钩纹、交错双钩纹、锯齿状条带纹、锯齿状条带组成的长三角状带纹、双细带长折线纹、大三角内分割交错小三角纹、细梯状平行竖条纹等。
洋海类型彩陶又可以分为A、B、C三组。A组指的是以单耳彩陶罐等为代表的遗存（图4），B组指的是以双耳鼓腹彩陶罐为代表的遗存（图5），C组指的是一组直壁筒形罐为代表的遗存（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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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环博格达山地区彩陶的源流
洋海类型A组彩陶，地方特征明显。洋海类型的B组彩陶，明显是东天山哈密盆地林雅文化A组彩陶沿天山向西传播的结果。比较起来，洋海类型B组彩陶均为圜底，哈密盆地以平底为主，这里陶器的圜底风格，则受到北方草原地区文化圜底陶器的影响。洋海类型C组彩陶的出现，与东天山哈密盆地林雅文化B组彩陶沿天山向西的传播有关。最早出现在哈密地区天山河谷的彩陶文化，继续向西传播的线路，是沿着天山北麓绿洲进入博格达山北麓昌吉洲绿洲群，在这里留下洋海文化B组彩陶。进入到吐鲁番盆地之后，很快形成了以A组为主流的具有地方特征的彩陶文化。吐鲁番盆地的洋海C组彩陶，则源于哈密林雅文化B组彩陶。早期铁器时代以苏贝希文化为代表的彩陶遗存，主要继承了洋海文化同类器物特征，部分器物与东天山哈密盆地焉不拉克文化和周邻其他地区同类器物之间有相互影响。值得一提的是，沙湾县大角鹿湾墓地出土1件高颈瓶，口沿内绘一周实体倒三角纹，长长的颈部，绘平行的竖带，竖带绘成网状、菱格状、折线状，纹样朴素、典雅，腹部则绘以前后相随的大角羊和盘羊，是典型的游牧文化元素。此为天山地区流行的几何纹样与北方草原动物纹样，在同一陶器上的完美结合（图7）。战国到汉代，彩陶文化在这一地区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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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部天山南麓地区彩陶小区
公元前2千纪中叶的青铜时代，中部天山南麓焉耆盆地绿洲地带出现了以新塔拉上层类型为代表的彩陶遗存。新塔拉上层类型的彩陶为红衣黑彩，纹样有三角、重折线、细彩带、连续的平行线三角纹等。到2千纪末，新塔拉类型在当地演变为察吾呼文化。察吾呼文化的分布范围较广，从焉耆盆地到轮台—拜城盆地的中天山南麓绿洲，都是察吾呼彩陶文化的分布区。察吾呼文化陶器最突出的特点是在器物口沿的一侧修出流嘴。中部天山南麓可以泛称为单耳带流彩陶罐的分布区。
1. 察吾呼沟彩陶
察吾呼沟彩陶是察吾呼文化的代表性遗存。彩陶器物主要有双耳罐、双耳盆、单耳带流罐、单耳罐、无耳罐、无耳釜、勺杯、盆、钵、单耳带流杯、单桶形杯、觚形杯、方口杯等。察吾呼沟彩陶，通常施黄色的陶衣，黄色陶衣上施以红彩。彩陶从图案装饰部位上，可分为局部彩和通体彩。通体彩是在器物通体或大部施彩，局部彩是在器表的局部勾画图案。通体彩主要有棋盘格纹、三角纹、竖条带纹、单折线纹、双平行折线纹、三平行折线纹、折梯纹、棋盘格纹、菱形格网纹等；局部彩更是风格独具，有口沿下块状彩、颈带彩、腹斜带彩、上腹彩、单侧口颈彩等多种图案布局方式。尤其是斜腹带彩，用来专门装饰带流杯、带流罐等带流嘴的器身，构图风格别出心裁（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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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察吾呼文化彩陶的源流
这一地区早于察吾呼文化的新塔拉上层彩陶主要源于东天山地区，年代在公元前2千纪下半叶。察吾呼沟彩陶中的一组双耳彩陶罐，应当受到了林雅文化晚期双耳罐的影响；单耳罐则受到洋海文化同类器物的影响。单耳鼓腹罐在翻越天山，进入天山南麓绿洲盆地的地方化过程中，被察吾呼沟文化人群中的艺术家改进，他们在单耳罐的口沿外侧加上一个开放的流嘴，形成了一组特征明显、文化标志突出的器物群。以察吾呼沟二号墓地为代表的察吾呼文化晚期类型，年代约在战国到西汉。这一阶段的陶器制作粗糙，只在器物颈部或腹部，零星地绘有草率竖带纹。此后彩陶在这一地区消失。
（四）伊犁河谷地区彩陶小区
伊犁河谷彩陶出现在早期铁器时代，初始年代在公元前1千纪初，代表性的遗存是穷科克上层文化彩陶。穷科克上层文化彩陶基本为无耳陶器，同时有少量单耳器、彩陶钵和盆等，可泛称为天山彩陶体系中的无耳罐彩陶分布区。
1. 穷科克上层文化的彩陶
穷科克上层文化的彩陶，图案大多简单，结构变化不大，给人以迟滞呆板的感觉。彩陶多通体彩，少数局部彩。通体彩常见的有上下分区布局图案。这类图案，领颈部绘倒正交错的三角纹样，三角有平行线三角和菱格网纹三角，腹部绘同样结构的图案，三角常为折线三角等，另外较常见的还有通体上下交错的三角纹，三角为平行线三角和菱格网纹三角，有的通体彩是腹部满绘网纹、圆点纹、平行竖线点纹、平行竖条纹、卷曲藤蔓纹、上下三排折三角纹、横排实体三角纹、长逗号状纹等。局部彩绘于单耳罐或钵盆口沿下，有网纹、实体三角纹、棋盘格纹等，个别在钵内绘以散的短带纹等（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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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伊犁河谷彩陶的源流
伊犁河上游穷科克上层文化彩陶中偶见的双耳罐，是东天山双耳罐陶器传统向西传播浪潮的余波，少量的单耳器是环博格达山区单耳罐彩陶传统彩陶区影响的结果。穷科克上层文化大量存在的无耳彩陶罐，则更多是受到北方草原地带高颈无耳罐传统影响的结果。彩陶纹样主要是天山彩陶向西传播的结果，但又明显受到北方草原压印刻划纹陶器上纹样的影响。以尼勒克县别特巴斯陶墓地等为代表的穷科克上层文化晚期遗存，年代约在战国到西汉。这一阶段的陶器制作粗糙，只在器物颈部或腹部，零星地绘有草率的竖带纹、网纹，有的陶钵盆类器物的内壁随意地涂抹些零乱的宽短线纹样。此后，彩陶在这一地区消失。
（五）西天山地区彩陶小区
西天山地区的彩陶可以分塞—乌孙文化和楚斯特文化两组彩陶遗存。
1. 塞—乌孙文化的彩陶
西天山七河地区和楚河流域的彩陶，当地学者多将其归为塞—乌孙文化的遗存。该类陶器器类简单，制作粗糙，类型有罐、盆和豆；陶罐平底和圜底，有侈口高体与大口矮体罐，以及双耳罐、单耳罐、管流罐和无耳罐等，盆、豆类器物较少。七河流域的彩陶很少,纹样为极为草率、稀疏排列的竖条纹，圆点纹和倒三角纹等。彩陶年代在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前后，是伊犁河上游彩陶向西波及的孑遗（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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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楚斯特文化的彩陶
主要发现于费尔干纳峡谷北部和东部地区的楚斯特文化彩陶，年代在公元前 2 千纪后半到第 1 千纪初期。楚斯特文化的彩陶基本无完整的器物，从大量的彩陶片看，多外施红衣，红衣上绘黑色几何纹，色彩主要有三种，分别是红衣黑彩、浅色或褐色陶衣上施红彩、浅色或褐色炊具外沿施以褐彩。彩陶纹样有三角纹、三角网纹、三角锯齿纹、棋盘格纹、平行短线纹、网格纹、菱形格纹、圆圈纹、垂带纹、马赛克纹等（图11）。青铜时代的费尔干纳盆地是来自北方草原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共同体的分布区，安德罗诺沃文化共同体陶器的器表常见刻画、压印几何纹，绝无彩陶。这一时期，中亚西部彩陶的历史已经终结。青铜时代的末期，费尔干纳盆地及附近地区彩陶重现，对于整个西亚和中亚西部来讲都是个变数，此前精致的轮制陶器再次被手制陶器取代。西天山地区在楚斯特文化彩陶之后，彩陶才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从整个天山彩陶结构的视野看，楚斯特彩陶亦属于整个天山彩陶体系，可以看成是中西部天山彩陶繁荣时期向西抛出的一块“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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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西北青铜冶金区
欧亚大陆最早的青铜技术，源自西亚两河流域和安纳托利亚高原，自这里向欧亚大陆传播。早期青铜技术向东方传播的过程中，因为遇到了帕米尔山脉的阻隔，对新疆天山地区的影响不大。它的主要传播路径是通过黑海、里海两岸绿洲向北作用于欧亚草原，进而由欧亚草原大通道西向运动。在东方它最早出现在环阿尔泰地带。新疆的青铜器最早就出现在阿尔泰山南麓，青铜时代早期的晚段，青铜技术传播至天山地区、河西走廊和河湟谷地时，在外来技术因素的基础上，部分地受到了西来器物因素的影响，当地冶铸、制造了适应当地社会文化的青铜器物，形成了中国西北青铜冶金区。
（一）阿尔泰铜石并用时代的青铜器
阿尔泰山南麓阿依托汗一号墓地位于哈巴河县阿舍勒铜矿尾，墓地中编号为M21、M22的两座墓葬属于铜石并用时代的遗存，M22碳十四测定年代，早于距今4500年。这两座墓的结构基本相同，随葬器物有刻画戳刺纹的尖底或圜底橄榄形陶罐、香炉形陶器，出土有少量的铜环。据检测，其中含有砷，其铜料可能来自附近的阿舍勒铜矿（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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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山地区铜石并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青铜器
1. 伊犁河谷的新发现
2017年 ，天山支脉阿布热勒山南麓墩那高速公路Ⅲ标段，发掘了一座铜石并用时代的墓葬。墓葬的封堆下有3座墓室和立石遗迹，分别编号为ⅢM5A、B、C 和L。墓葬中出土有陶罐、铜饰件、砺石和骨耳珰。其中的2件陶罐，呈橄榄形，肩部压印杉叶纹或饰竖条压印纹，腹部饰近似斜向雨点状的压印纹，腹下部饰内折竖条划痕。铜饰件2件，为扁平长条状，较薄，还有一件蘑菇状的骨耳珰 。碳十四测定年代在公元前3千纪初，为铜石并用时代的器物。
2. 克里雅河下游采集青铜器
多年以来，在和阗地区克里雅河下游青铜时代遗址区，调查采集到数十件铜器，是新疆青铜时代铜器的重要发现。
克里雅河下游青铜时代遗址区采集的铜器有生产工具、武器、礼仪器物和装饰品等。从克里雅河下游属于小河文化的北方墓地调查情况看，青铜时代遗存的年代约在公元前2200年前后或更早一些，相当于青铜时代早期晚段，大量的遗存属于青铜时代中期。铜器中的工具、武器类有铜刀、矛、凿、斧、剑、铜刀，也有直柄凹弧背平首刀、直柄直刃铜刀、弧背宽刃环首铜刀、折背铜刀等。折背铜刀上铸出成排的平行线三角纹样（图13∶7）。矛有管銎铜矛、带铤柄铜矛。有的铜矛铸出镂孔，有的铜矛管銎口上铸小的圆钮（图13∶1、2、4—6）。铜凿有銎铜凿和直柄铜凿两类。有銎铜凿凿体为开放的半圆銎，直柄铜凿有扇状宽刃。铜斧有竖銎斧、穿銎斧和垂背斧三种类型。竖銎斧斧体上部铸出对称的双环钮。遗址区采集到一件长细管状铜管，采集数件铜锥，锥的截面为四棱形。遗址区采集的铜镜形器，圆形、平板，背有方形钮。采集的铜扣鼓面，背有半圆形桥钮，有的有系孔。礼仪类器物有铜权杖头、铜轮形牌饰、铜铸人面像等。铜权杖的头端为蒜头状，有四个对称的圆形乳凸装饰，轮有较长的銎管。铜轮形牌饰，略成伞盖状，面凸鼓，上有圆形钮。圆牌饰铸出放射状条纹，边缘外伸，呈圆齿轮状。采集2件铜铸的人面像。其中一件呈柱状人面像，十分珍贵。人头像戴有双角状帽，眼窝下陷，双上额隆凸，宽鼻翼，半张嘴，脖颈处突显肌肉，长方条状耳。另一件人头像有夸张的鼻子（图14）。采集的铜簪，圆首、长杆，杆尾尖。圆首铸出放射状条纹和多圈同心圆的乳钉纹。铜簪的杆上铸出半圆形小系钮（图15）。另外还有鸟首状牌饰、扣饰、挂饰等。此外，在罗布泊地区采集一把短剑，环首，人字格，剑体铸出成排的三角纹饰（图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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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河和孔雀河墓地出土青铜器
贝格曼（F.Bergma）调查小河墓地时，偶见有小铜片。小河墓地全面发掘后，陆续见有铜器出土。据已发表的墓葬材料，M2“木尸”胸前见零星铜片。M13女性墓主人的腰围有竖条纹毛织腰衣，腰衣比常见的要宽，绕腰衣一周缀7枚圆形铜片。M24木雕人面像在额头和下颌正中，各粘有一块薄的小铜片。小河墓地出土铜器数量并不少，主要有镶嵌在女阴和男根立木上小铜片，这些小铜片还镶嵌在木桶形器、或高大的祭祀柱上；形状不规则，大小约1厘米左右。成型的铜器只出土有一件铜镞和一枚铜镜等。发掘过程中，在墓地沙层堆积中，不断出土小的铜片，推测这些铜片是从墓地祭祀木柱上脱落到沙层的。用小铜片镶嵌木祭器可能是小河人的传统（图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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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孔雀河古墓沟墓地发现的极为零星的小铜片，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只是偶见的小铜片，未见大一点的金属器，出土过细石镞、大量木器、草编器，因而判断墓地处于新石器时代。近年来，全面整理材料，在数座墓葬中发现小的铜片，铜片呈不规则状，长宽在2～4厘米间，为小铜卷或铜珠（图17）。小河墓地和孔雀河古墓地的年代，个别墓葬的年代在公元前3千纪末的青铜时代早期晚段，大量的墓葬则属于公元前2千纪上半叶的青铜时代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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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天山北路墓地出土青铜器
哈密的天山北路墓地发掘墓葬700余座，以这一墓地为代表的文化称林雅文化。天山北路墓地中有409座墓葬出土有铜器，合计3000多件，是中国境内同时期出土铜器最多的文化遗存。参考新测的系列碳十四数据，天山北路墓地年代的上限在青铜时代早期晚段的公元前21世纪，这时期的林雅人群已经开始制作各种青铜器物（图18），公元前2千纪初到公元前2千纪中叶的青铜时代中期阶段，冶铜制铜工业在林雅文化人群中呈“井喷式”爆发。天山北路墓地一座墓中随葬铜器少者一件，多者有数十件，特别是铜装饰品，个别墓葬不同形状的铜牌饰布满死者全身。器类中的工具和武器有铜刀、镰、锛、凿、锥、短剑、矛、有銎斧等。装饰品中数量最多是的圆形牌饰，牌饰大小不一，大者直径5～8厘米，这些铜器部分背后加一钮，为铜镜，未加钮的为镜形牌饰。其他装饰品还有耳环、手镯、扣、泡、珠、管、和牌等。另外，出土一件铜轮形器，当为礼仪类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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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西北青铜冶金区
中国北方地区青铜器研究起步较早，林沄先生曾用中国北方系青铜器的概念概括这一区域的青铜遗存，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此外还有学者提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北方青铜器”“中国北方冶金区”等概念。近年来，杨建华教授以内陆欧亚的视野，又提出“中国北方—蒙古高原冶金区”的概念。2005年，李水城站在中原和中国西北的视野，将黄河流域及西北地区的早期（有的晚到西周及以后）铜器划分成六个冶金文化圈，即龙山—二里头文化圈、河湟谷地文化圈、河西走廊和四坝文化圈、新疆东部的天山北路—焉不拉克文化圈、伊犁河—准噶尔盆地周边的青铜文化圈、天山中段的察吾呼文化圈，并从宏观上将上述冶铜文化圈整合为东西两区，两个大的冶铜文化圈，分别是“东区以龙山—二里头文化、齐家文化为代表，这一地区是从冶炼红铜直接发展到锡青铜；西区包括四坝文化、天山北路—焉不拉克文化、察吾呼文化和伊犁河—准葛尔盆地周边的青铜文化等，这几支文化圈基本是从冶炼红铜到砷铜再进而发展到锡青铜”。站在面向中原的中国西北交互作用圈视野看，除中国北方冶金区(这一冶金区是中国北方—蒙古高原冶金区的组成部分)外，并立的还存在一个西北青铜冶金区。这个冶铜包括新疆东天山地区、河西走廊、河湟谷地及周边地区。
1. 新疆地区青铜时代的青铜器
新疆地区大约于公元前3000—前2500前后，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公元前2500—前2000年前后，进入到青铜时代早期；公元前2000—前1500年，进入到青铜时代中期；公元前1500年—前1000年，进入到青铜时代的晚期。典型的遗存已如前述。
2. 河西走廊马厂—西城驿—四坝文化的青铜器
这里将河西走廊马厂—西城驿—四坝文化的青铜器放在一起介绍，缘于它们组成了河西走廊，尤其是河西走廊西部从铜石并用时代到青铜时代早、中、晚期完整的发展演变序列。
马厂文化青铜器。这一地区，最早的青铜器，出自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类型遗存的F20，是一件青铜刀，也是目前为止中国境内所见最早的一件完整的成型青铜器。另外还有2块铜碎渣。河西走廊一带，属于马厂类型遗存的青铜器，有永登蒋家坪、酒泉高苜蓿地、酒泉照壁滩分别出土的残铜刀、铜块，它们都属于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早期的遗存。
西城驿文化青铜器。西城驿文化的青铜器主要出自西城驿遗址。西城驿一期未见铜器，仅出土有炉渣。二期出土铜器21件、铜片3件、铜颗粒3个。铜器以锥为主，有14件，余为环3件、泡1件、条状器1件、管2件。21件器物，出自地层、灰坑、灰沟等三类24个单位。二期金属器分为早段4件、中段7件、晚段10件。三期铜器13件，铜片1件、铜颗粒1粒。铜器中锥6件、刀1件、环2件、泡3件、条状器1件。二期中段出现了环体宽扁的A类铜环及铜管，二期晚段出现了B类铜环。二期晚段出现了石镜范。铜镜范背有十字钮，绕钮有环圈。三期出现了铜权杖头范。西城驿二期出土铜器材质上主要为红铜，合金中以砷铜为主，锡青铜次之，在加工技术上，主要以热锻为主。据陈国科论证，西城驿文化的年代在公元前3700年—前2000年间，处于青铜时代中期之末。
四坝文化的青铜器。四坝文化的青铜器主要见于玉门火烧沟墓地、民乐东灰山墓地、酒泉干骨崖墓地，以及历年考古调查在河西地区发现的四坝文化的青铜器，数量有300件左右。青铜器中的工具有刀、削、锥、有銎斧等；武器有矛、匕首和镞等；装饰品比较多，有各类耳环、指环、手镯、扣饰、泡、连珠饰等。火烧沟遗址发现一件青铜铸造的四羊首权杖头，是标志权力的礼仪式器物。四坝文化的年代在公元前1900—前1600年前后，属于青铜时代中期。
3.齐家文化青铜器。到目前为止，甘肃、青海境内齐家文化核心分布区大多遗址和墓地铜器发现并不多，或者说是廖若晨星。甘肃境内共发现齐家文化遗址650处以上，青海境内发现齐家文化遗址多达1100多处，齐家文化的墓葬遗址分布相当密集，出土器物的总数当以万计。在近2000处齐家文化的遗址里，出土铜器的遗址和墓葬，只有十多处，不足百分之一。据李水城2005年的统计，齐家文化的铜器的总数不过130件。据潜伟2006年统计，齐家文化有8处出土铜器遗址，共见铜器75件。截至2014年初，重要的有甘肃武威皇娘娘台的30件、青海贵南尕马台的39件，甘肃积石山县新庄坪的12件，甘肃武威海藏寺的12件，甘肃永靖秦魏家的8件，青海互助总寨的4件，甘肃广河齐家坪的3件。铜器的种类也不多，主要有刀、斧、锥、环，还偶见有矛和镜等。齐家文化铜器的年代大体在公元前2000—前1500年间，属于青铜时代的中期。
过去在介绍齐家文化铜器时，比较重要的材料是青海贵南的尕马台墓地，这一墓地43座齐家文化的墓葬中，有9座墓葬出土有青铜器，另有4座墓中，铜器已经锈毁，仅在局部人骨处遗留有绿色铜锈痕迹。齐家文化中，属尕马台墓地发现铜器最为集中，但种类单一，除一件铜镜外，其余器类均为小件装饰品，以铜环、指环、手镯、泡为主。比起齐家文化其他墓地和遗址，尕马台人在青铜工业方面显赫一时，有鹤立鸡群之感。尤其是尕马台墓地的M25，出土了一面七角星纹的铜镜，其被认为是中国境内最早的一面铜镜。该铜镜一经出土，犹如投石击水，引发关于铜镜探源的波浪涟漪。这枚铜镜出土后，一直认为属于圆形平板镜，但据任晓燕女士最近观察，这枚镜在清理中发现有木柄与铜镜上的双孔系绳捆绑，可知该铜镜原来带有木柄。尕马台墓地墓葬的布局和葬俗葬式非常奇特，40余座墓葬，排列比较整齐，墓葬里多葬单人，也有合葬墓。40余座墓葬中，有30多座为俯身葬，有一些个体的头颅不知去向，也有二次葬和扰乱葬现象。这些墓葬习俗，与其后的卡约文化非常相近。铜器中除那面知名度极高的七角纹铜镜外，其余多是一些装饰品，有指环、手镯、铜泡，也与其后的卡约文化铜器风格相同。比较而言，尕马台墓地从埋葬习俗到铜器风格，都与齐家文化的差距较大。近来有的学者认为，尕马台人只是齐家人的后裔，他们已经演变成了早期的卡约人，不能再算入齐家文化的范畴。尕马台墓地的年代上限，可能不会早于公元前1500年前更多的时段。
4. 新疆与甘青地区青铜时代铜器关系研究的新发现
新疆与甘青地区青铜时代铜器遗存之间关系密切，相关研究已取得许多学术成果，这里不再赘述。下面，根据新的考古发现，补充一些新的证据。
齿状圆形环牌饰在欧亚西部早期铜器未发现。陶寺文化晚期发现的一件齿状铜环，出土时戴在M11墓主人手臂上，其年代在公元前2千年前后。这件齿状铜环被发现后，不同学者从不同视野对其进行探源。笔者在《中国早期青铜文化的起源及相关问题初探》中认为，这件器物是西来的，很可能与哈密天山北路墓地的圆形齿状铜牌有关。梅建军认为，这件砷青铜器的发现确实给人“突兀”之感，但要证明这类青铜器是西来的，“就现有考古证据来看，缺环实在太多”。陶寺遗址的发掘者之一，高江涛认为陶寺文化出土铜器以及双耳罐显然与甘青齐家文化甚至以西更远的欧亚草原地带有一定关系。就牌饰而言，目前最集中发现的地点是属于林雅文化的天山北路墓地，出土数以百计的各种牌饰，尤以圆形牌饰居多。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的齿状铜牌饰，年代在该墓地的第2段，即公元前2000—前1900年间。采自石峁遗址的铜器中，亦见有齿轮状铜环。从石峁遗址公布的环首铜刀石范等看，其年代较晚，约在公元前1800年左右。苏荣誉甚至认为，其年代和中原商代铜器相若。广河齐家文化博物馆收藏的那件“太阳纹铜牌饰”，边缘呈齿状，为齿状圆形牌饰。据征集者唐士乾先生介绍，这件器物发现于齐家遗址，共出的还有齐家文化的陶片。采集自克里雅河下游的齿状圆形牌饰，背有圆钮，背面由钮向外是放射密集的芒线装饰，边缘的锯齿凸圆，年代或许略早于天山北路墓地。这件齿状圆形牌饰的风格与广河县齐家博物馆收藏的那件很接近，只是齐家博物馆收藏的那件，结构更为复杂。2021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托里县的纳仁苏发掘了3座铜石并用时代的墓葬，年代可推断在公元前3千纪前半叶。其中2座墓葬中出土阿凡纳谢沃橄榄形陶罐，1座墓葬中见有红色颜料，和一件骨质的齿轮状环饰，当属目前中国境内所见时代最早的一件齿轮状环饰，为我们探索此类器物的起源、传播提供了新材料（图20）。可见齿状圆形环牌饰在西域、西北齐家文化、二头里文化的出现，并非偶然。克里雅河下游采集的铜器中有2件端头铸成圆牌状，下为内粗外细柱状簪形器，同类器物在广河齐家博物馆收藏一件，其端头呈镂孔状圆牌饰状，两者间的渊源关系十分明显（图21）。克里雅河下游采集的铜铸人面像与石峁遗址出土的石雕人面像，以及奥库涅夫文化石雕人面像铸雕风格十分接近，郭物先生已经推测了后两者之间存在的关系。克里雅河下游的发现，可以将这一关系延伸到塔里木盆地（图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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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西北青铜冶金区
新疆地区的青铜器以伊犁河谷为中心，包括北疆阿尔泰地方的一些地区的青铜器群，可以和中亚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划为同一个冶金文化区（或受到安德罗诺沃冶金文化圈的影响），主要器类有垂背斧（横銎斧）、镰刀、有銎凿或有段的凿、矛、铲、锤、折背刀、直柄宽刃刀、直柄双面刃刀等。这些类型的铜器不少在亚欧草原地带很早就出现了，属于中央欧亚草原青铜冶金区的东部边缘区域。
新疆地区青铜时代的另一群青铜器，属于中国西北冶金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元前3千纪末到2千纪上半叶，即青铜时代早期晚段到中期，首先出现在新疆东天山地区，以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和罗布淖尔小河文化出土铜器为代表，继而很快在河西走廊以及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分布区漫延开来。这一区域所见青铜器其共性突出，它与以二里头青铜器为代表的中原地区青铜器和中国北方冶金区的青铜器有很大区别，形成了中国西北青铜冶金区。
中国西北青铜冶金区的青铜器，工具以各类铜刀为主，分为直柄和环首柄的铜刀两大类，其次是骨柄铜锥。环首和直柄的铜刀，几乎是中国西北青铜冶金区铜器的标志性器物，形体上大同小异，不同区域、文化中的铜刀略显区域差异而已。其他形体较大的工具和武器很少发现，并多与北方草原同类器物同脉共源。构成中国西北冶金区青铜器群的大宗主流铜器是各类饰件，主要有圆形牌饰（铜镜或镜形饰）、方形牌饰、蝶形牌饰等。其中的铜镜，在东天山地区突然兴起，流至河西，经河湟谷地，传播到中原地区，源流轨迹清楚。笔者曾提到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的蝶形铜牌与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出土两件蝶形牌饰类型一致，二者自西向东传播的先后顺序与源流明确。哈密天山北路墓地那些长方形镂孔状几何纹牌饰与西北地区和中原二里头文化中突然流行起来的长方形镶嵌绿松石兽面铜牌，关系明确、源流清楚。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的桃形铜耳环，与齐家文化和四坝文化同类耳环形制完全一致，对此笔者曾有过论述。另外是大量的铜管饰、各种泡饰、铜珠、联珠铜饰等，西北甘青地区发现与哈密天山北路墓地所见，一脉相承，这些器物不少是原始萨满的巫具。克里雅河下游采集的铜权杖头与四坝文化的铜权杖头形制基本一致，关系密切。关于权杖，李水城先生有深入的研究，克里雅的发现为中国西北权杖头的传播研究提供了新材料。西城驿及周边青铜时代冶铸遗址和遗物的发现与研究表明，这些相同相似的青铜器，大多为本地制造。
中国西北冶金区是本文提出的一个新的概念，主要包括甘青地区马厂文化、齐家文化、四坝文化、卡约文化、辛店文化、诺木洪文化及其后沙井文化以及河西西部的“兔葫芦组”；新疆地区包括有哈密盆地的林雅文化、焉不拉克文化、吐鲁番盆地的洋海文化、苏贝希文化、罗布泊的小河文化、焉耆盆地和库车盆地的察吾呼文化等。中国西北冶金区内不同区域发现的青铜器，从青铜文化特征上看，前后相承，其发展、变化的线索和轨迹比较清楚。时代方面，中国西北冶金区始于公元前3千纪末，向后一直延续到战国。通过比较发现，中原冶金区和中国北方冶金区的铜器群区别明显，分布区域虽有交错，但是各有自己的中心区，中国西北冶金区与中原冶金之间的区别更为明显。中国西北冶金区与中国北方冶金区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表现出更多的共性，这也是一些学者将中国西北冶金区纳入中国北方冶金区的重要原因。
将中国西北冶金区和中国北方冶金区区别开来，主要考虑到它们两者之间至少存着以下重要区别。
1.器形上，两个冶金区内青铜器物群组合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即使是同类器物，形态也迥然有别。
2.西北冶金区普遍存在砷铜，中国北方冶金区砷铜只是偶见，这些砷铜很可能是由西北地区传入的。
3.这两个不同的冶金区内，考古文化之间的关系甚为密切，不少考古文化间存在着文化上的互动或同源关系。这一时期，甘青地区有着自己相对独立的考古文化发展和演变谱系；新疆虽然也存在着与甘青地区相对独立的考古文化谱系，但新疆天山地区青铜时代考古文化与西北甘青地区的史前考古文化存在着很深的亲缘关系。比较而言，中国北方冶金区和中国西北青铜冶金区基本属于不同的考古文化谱系区，而且在空间上也存在着很大的距离。
4.这两个冶金区虽然在青铜文化面貌上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共性，但是它们发展的轨道并不完全相同，各自存在着其内在的演变规律。中国西北区冶金区出现的年代较早，青铜时代中期繁荣起来，以小河文化、林雅文化、四坝文化、齐家文化为代表，青铜器自东向西逐渐普及，到了青铜时代晚期，这一区域内的青铜冶制业并未有突出、或者明显的发展，个别考古文化中青铜文化和此前阶段相比，有些甚至还出现了倒退。天山地区制铜业的倒退更为明显，如林雅文化到焉不拉克文化。中国北方地区青铜文化出现较晚，夏代前期这里的冶金区尚未形成，从公元前2千纪中叶开始，经商周的发展，中国北方冶金区才走向繁荣，其后这种局面虽在不同地区和时段有所起伏，但一直延续到春秋战国时期。
5.中国北方冶金区中具有代表性的青铜文化因素，如短剑、战斧等武器以及动物纹装饰，西北青铜冶金区发现的动物纹牌饰和偶见的短剑显然是由中国北方区传入，但在当地并没有真正发展起来。
6.中国北方冶金区的形成一方面与欧亚草原更早的冶金传统有关，另一方面，其中的一些因素则源于中国西北青铜冶金区。
最后，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两者之间的相似性可能是中国北方和西北地区在生产经济、环境方面具有更多的一致性所致，而它与中原冶金区之间存在的明显差别，则缘于两者在社会、经济、文化传统和生态环境上的不同。
三、中国西北交互作用圈的意义
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更为频繁。自东向西发展的史前彩陶之路，把中国早期文化圈的西部疆界拓展到了西域。由西向东发展的史前青铜之路，是中国获取西来技术、制度等文明要素的重要通道。彩陶之路与青铜之路在中国西北的汇流，构成了中国西北交互作用圈的基本内涵和特征。
（一）天山彩陶系统形成的意义
天山彩陶系统是内陆欧亚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文化格局的重要构成部分，它与半坡—庙底沟彩陶、马家窑彩陶共同组成了东方彩陶体系的三大彩陶系统，揭示的是源于黄河中上游的中原史前文化向天山的波及和对天山史前文化的整合。天山彩陶系统概念的提出，对深入理解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有特殊意义。
1. 内陆欧亚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文化格局
东亚的黄河流域，西亚的两河流域，是世界彩陶的故乡。东亚地区自东向西，由黄河中上游、河湟谷地、祁连山脉（河西走廊）、天山山脉，终于天山西部，构成了东亚、中亚东部彩陶文化带，也被称为东方的彩陶之路；西亚自西向东，始发于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冲积平原，然后经扎格罗斯山脉、科彼特达格山和厄尔布鲁士山、兴都库什山，向西终止于天山的西部，构成西亚、中亚西部彩陶文化带，也被称为西方的彩陶之路。亚洲东西方的这两条史前彩陶之路，东西相望，彼此呼应，独立发展，相互之间又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内陆欧亚北方森林草原地带，则是以牧业文化为主的辽阔区域。这里的陶器多为无耳略鼓腹的陶罐和缸形器，陶器装饰流行压印刻画纹样。内陆欧亚南部绿洲区东西呼应的彩陶文化带、欧亚草原压印刻划纹的陶器分布带，构成了内陆欧亚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基本文化格局。三条文化带在中国西北交互作用圈汇流，而中国西北交互作用圈处于文化交汇漩涡的中心，在整个亚洲史前文化的演进、发展和文化互动的过程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
2. 东亚彩陶体系下的天山彩陶系统
东亚彩陶体系由早至晚，由西向东，先后出现和形成了陕豫南部为中心展开的半坡—庙底沟彩陶、甘青河湟谷地为中心展开的马家窑彩陶、新疆天山东西发展的天山彩陶三大彩陶系统。半坡—庙底沟彩陶系统基本上属于鱼、鸟纹象征系统；马家窑彩陶系统中的马家窑类型彩陶，深受半坡—庙底沟鱼鸟纹象征系统影响，前后承袭关系明显。其后的半山—马厂类型彩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地受到西方文化因素的影响，出现了以蜥蜴纹为主体，包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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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符号等其它象征符号等，深植于黄河中上游区域的鸟、鱼纹的象征神性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天山彩陶出现的时代最晚，它是在继承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彩陶基础上形成的，是以抽象几何纹为主题的象征系统。天山彩陶系统形成时期，东方彩陶的神寓传统瓦解并完全消失，抽象的几何纹图案，被赋予了更多文化意义上的社会属性。3. 史前黄河流域文化的西渐
至少自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祖居黄河流域的史前人类，携带着彩陶文化以及相关联的粟黍类农作物的种植物技术等，进入中亚天山地区，对天山地区史前文化进行深度整合，促进了当地经济由狩猎采集为主的自然经济形态，向农耕畜牧为主的生产经济形态过渡，给天山史前文化的发展，涂抹了浓墨重彩的黄河流域文化的底色。彩陶文化非其他技术性因素所能比拟，它标识的是社会性的精神文化，是原始社会的集体记忆，具有社会认同和身份认同的意义。根植于黄河流域的彩陶文化圈，扩展到天山地区，表明史前天山地区的居民，对东方文化的心灵归属和心理认知，从而构成史前华夏文化圈的外环。天山彩陶系统的形成，为中华文化兼容并蓄，形成多元一体文化格局，提供了宽阔的舞台和深邃的历史空间。
（二）西北青铜冶金区形成的意义
中国西北地区青铜技术因素东传的意义，笔者曾有过论述。总体上概括，中国西北青铜冶金区的形成过程，揭开了中国青铜革命的序幕。西方冶金技术、小麦种植技术、牛羊驯养等技术层面要素，以及器物造型和其他一些在精神领域起作用的象征符号系统，这些都是构成西亚早期文明的核心要素。它们历经曲折征程，辗转进入东部天山、河西走廊和甘青河湟流域，经过沿途的文化改变逐渐脱离其在原发之地的本初意义，转化为地方文化因素，最终构成多元汇流背景下的中国早期文明形成过程中力量强大的西来要素。
四、结语
青铜时代中国西北交互作用圈的形成，对于中国早期文明的成长意义重大。通过这个交互作用圈，不同渊源的文化文明因素，在中国西北这一辽阔地区内碰撞嫁接，产生了的文化创造力，最终孕育出了罗布淖尔地区小河文化、哈密林雅文化、甘青西城驿—齐家文化、陕西北部石峁文化等文明的符号和相对成熟的文明体。中国西北的文明要素，继续融汇到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在与中原地区文化互动的过程中，参与到了中原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同时，加深了人们对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的认识。中国西北交互作用圈处于东西文化交流的漩涡地带，青铜时代东西文化交互作用圈中这些十分活跃的互动掀起了新的浪潮，将欧亚东方纳入青铜时代的世界体系，进而引发了东西文明互鉴的深化，使海纳百川成为中华文明内在的一个重要特质。关于青铜时代中国西北交互作圈和中华文明的特质间的关系讨论，我们将付另文讨论。
责任编辑：张子新
原文发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3年第1期，因微信排版需要，删除了注释和参考文献。引用请务必以期刊发表版本为准。知网提供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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